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和培养方案，是建国后“全盘苏化”的产物，源自计划经济体系下社会经济建设对工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却无法满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创新型、复合型、灵活型人才的需要。这种大学教育，显然已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身处其中的个体若不及时反思并主动改变，最终将面对市场更加严峻而无情的考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尤其缺乏工业技术人才。风流倜傥的民国大师们有的和委员长一起转进台湾，有的赴美，留下接受改造的，也大多不通现代工业这般“奇技淫巧”。当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得益于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接收了苏联156个援助项目，主要是重工业，还有1.6万多名苏联技术专家来到中国亲自负责工程建设。巨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输入，使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也让中国对工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出现井喷。当时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根据苏联教学经验，将全国高等院校除留部分综合大学以外，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立各科专业学院。例如北京航空学院是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天津北洋工学院航空系和厦门大学航空系合并组成，北京政法学院是由清华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北京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组成。合并包括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八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该地区称为八大学院的历史由来。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在学院区从南到北修建了一条主干路命名为学院路，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从八大学院的设立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主要任务包括地质勘探、矿石和油气资源开采与加工、农业机械化以及国防自主化。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系内，通过高考选拔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本质上是国家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工业技术人才的“原料”，这些“原料”经过四年的以工科课程为主的培训后成为合格的工业技术人才，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和计划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工业原料相比没有太大区别，把数理化知识学扎实就是优秀人才，当个学生干部、在校期间入党则是锦上添花。随着中苏交恶、苏联撤资逼债，工业化进程中断，国内经济危机频发，政治运动也此起彼伏，高等教育受到巨大冲击，但仍保持着苏联专科化培养模式的惯性，1977年恢复高考后仍没有太大变化。1978年底，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大学校园还沉浸在新鲜血液注入后的欢快气氛中，“天之骄子”们即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派”迎来了最终的胜利。国有企业改制烈火烹油。一部分新入职的大学生，慢慢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自己的前途似乎多了几分隐忧。1996年，大学生毕业不再“包分配”。1999年，大学全面扩招。“天之骄子”成为历史。在大学生的需求侧，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开始分化并随着产业兴衰而波动起伏。例如新世纪初基础建设投资的高速增长和房地产的爆发使土木工程和机械成为热门专业，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又让计算机专业变得炙手可热，当GDP增速下滑、增量市场萎缩、经济“脱实向虚”时，金融和经济专业又成了高分考生的宠儿——大家都想成为“分蛋糕”的人。在大学生的供给侧，高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培养模式保持着强大的历史惯性，同时重点高校仍肩负着部分领域人才培养的政治任务。在“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等口号的蛊惑下，在县中班主任对清北等名校的追求下，在部分考生对大学专业具体内容和市场规律的懵懂无知下，众多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的学生进入心仪的大学后、学习到具体的课程后甚至是临近毕业开始找工作时，才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市场的需求严重错位。一部分因此吃亏的学生开始在网络上“劝退”，暴露出化学、生物、环境科学、材料等基础类、理论类专业在市场需求方面的巨大缺口，甚至不无偏激地宣称绝大多数人都应该转去学计算机和金融这类在市场上易就业、高收入的专业。作为学生的我们，改变不了市场，改变不了学校，只能改变自己。改变自已，又该从何做起？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重新认识大学。过去我们对大学的认知——恰恰也是部分大学的现状——是把本科教育当做技能教育和职业教育，学什么专业将来就干什么样的工作，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包分配时代的思维惯性。抱着这样的观念，即便所学专业受市场欢迎，个人也不一定能适应市场，更谈不上个人发展。本科、硕士和博士，不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关系，而是各有各的定位。本科教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通识教育，另一方面是基础技能和研究方法教育。通识教育重在开阔视野，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商业、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应主动涉猎，对阅读量有相当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大学的本科教学形式经常是老师上课导学、学生根据老师提供的书单在课下大量阅读，最终以论文和答辩的形式结课评分。阅读和写作分别对应信息的大量输入和系统输出，在读写的过程中既可以把读写的内容加入自己的知识储备，又可以训练处理信息的能力，进而为更有价值的沟通和演示能力打下基础，最终升华为判断力和领导力。学术论文写作也是一种探究性学习，相比刷题应付考试，更有利于把学习能力与实际问题结合。基础技能和研究方法具体指的就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建模等数学基础课和各专业对应的专业基础课，学习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在学术领域继续深造夯实基础。事实上，许多本科生都存在基础知识尤其是数学不扎实的情况，以至于很多人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填数学的坑，不少研究生导师抱怨学生入学时什么都不会，等教会了就该毕业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定位不清，造成了大量时间浪费。研究生教育分学术和专业两类，前者以学术为主，是本科专业内容的延伸，也是对科研的初探；后者以就业为导向，例如MBA、MPAcc（会计专硕）、金融硕士、计算机科学硕士等，学费更高，学制更短，在校期间重视实习。如果说接受研究生教育是以更好就业为目的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读博士更像是在学术界找到一份学徒工，学费比硕士低，每月还有津贴，开局只有一个导师，论文全靠自己写，发够文章才能毕业。博士的含金量也与专业密切相关，有的专业科研与工业实践严重脱节，即便拿到博士学位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企业和岗位，读博多年的机会成本无法在市场上以满意的价格变现，后悔却为时已晚，只能为自己当年不那么成熟的决定默默埋单。受教育是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投资成本包含学费、生活费和时间的机会成本。没有最好的学历和专业，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归根结底，我们所有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都要培养自己对市场的敏感性，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断完善自我定位，主动把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相匹配，或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搜寻合适的资料自我学习，摆脱依赖学校、依赖专业、依赖家庭的被动状态，建立自我驱动成长的良性循环。最简单、最具体的方法，便是打开书本，开始阅读。视野开阔，才能精准定位。有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书单、下载几个G的电子书或者在亚马逊上买一堆书屯在书架上，最终真正阅读的内容寥寥无几。很显然，这是在买书和藏书的过程中获得消费的快感，或是在浏览书单的过程中制造学习的幻觉。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活动，自我学习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和范式可循。绝大多数人在起步阶段的最大问题不是读什么，而是读不读。推荐再多，不读还是白搭。只需要记住一个原则，阅读要有层次。先从通俗读物开始，比如中信出版社卖的傻贵的一些比较时髦的商业、社科和金融类畅销书；再深一层是某个大领域的思想史或学科发展史，比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科技史等；再深一层是某个细分领域的综述性二手文献，通常是某个学者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主要是总结和对比前人的思想；最后才是直接阅读经典原著，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考据和深入比较分析。抱着从零开始学习的心态上来就找一部名字震天响的煌煌巨著当成天书来读（比如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只会事倍功半，挫伤自己阅读的积极性。市场是现实而残酷的，看不懂市场，又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市场，就只能被市场淘汰。尊重市场，顺势而为，为市场创造价值，才能被市场接纳，才有资格为市场投出属于自己的一票。青春只有一次，无忧无虑的学习时光也只有在校的这几年，有些书，现在不读，这辈子就不会再读，有些思想，现在接触不到，这一生就与其无缘。我们的大学教育有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我们自我成长的道路会稍加崎岖，若再不能振奋精神、居安思危，分秒必争博采古今中外思想之精华，则蹉跎岁月漫漫无穷尽矣！

（首发公众号：连殳的随笔本）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和培养方案，是建国后“全盘苏化”的产物，源自计划经济体系下社会经济建设对工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却无法满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对创新型、复合型、灵活型人才的需要。这种大学教育，显然已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身处其中的个体若不及时反思并主动改变，最终将面对市场更加严峻而无情的考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尤其缺乏工业技术人才。风流倜傥的民国大师们有的和委员长一起转进台湾，有的赴美，留下接受改造的，也大多不通现代工业这般“奇技淫巧”。当时，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得益于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接收了苏联156个援助项目，主要是重工业，还有1.6万多名苏联技术专家来到中国亲自负责工程建设。巨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输入，使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也让中国对工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出现井喷。当时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根据苏联教学经验，将全国高等院校除留部分综合大学以外，按专业设置拆拼重新组合成立各科专业学院。例如北京航空学院是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天津北洋工学院航空系和厦门大学航空系合并组成，北京政法学院是由清华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北京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组成。合并包括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等。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有关部门选定在北京西北郊建设“学院区”，统一集中建立了第一批(八所)高等学府，“八大学院”之名就此产生，并于1952年暑期正式招生开学。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该地区称为八大学院的历史由来。随着八大学院的兴建，在学院区从南到北修建了一条主干路命名为学院路，马路西侧从南到北依次是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马路东侧依次是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从八大学院的设立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主要任务包括地质勘探、矿石和油气资源开采与加工、农业机械化以及国防自主化。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系内，通过高考选拔进入高等学府的学生，本质上是国家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工业技术人才的“原料”，这些“原料”经过四年的以工科课程为主的培训后成为合格的工业技术人才，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和计划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工业原料相比没有太大区别，把数理化知识学扎实就是优秀人才，当个学生干部、在校期间入党则是锦上添花。随着中苏交恶、苏联撤资逼债，工业化进程中断，国内经济危机频发，政治运动也此起彼伏，高等教育受到巨大冲击，但仍保持着苏联专科化培养模式的惯性，1977年恢复高考后仍没有太大变化。1978年底，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大学校园还沉浸在新鲜血液注入后的欢快气氛中，“天之骄子”们即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派”迎来了最终的胜利。国有企业改制烈火烹油。一部分新入职的大学生，慢慢意识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自己的前途似乎多了几分隐忧。1996年，大学生毕业不再“包分配”。1999年，大学全面扩招。“天之骄子”成为历史。在大学生的需求侧，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开始分化并随着产业兴衰而波动起伏。例如新世纪初基础建设投资的高速增长和房地产的爆发使土木工程和机械成为热门专业，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又让计算机专业变得炙手可热，当GDP增速下滑、增量市场萎缩、经济“脱实向虚”时，金融和经济专业又成了高分考生的宠儿——大家都想成为“分蛋糕”的人。在大学生的供给侧，高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培养模式保持着强大的历史惯性，同时重点高校仍肩负着部分领域人才培养的政治任务。在“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等口号的蛊惑下，在县中班主任对清北等名校的追求下，在部分考生对大学专业具体内容和市场规律的懵懂无知下，众多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的学生进入心仪的大学后、学习到具体的课程后甚至是临近毕业开始找工作时，才意识到自己学习的专业知识与市场的需求严重错位。一部分因此吃亏的学生开始在网络上“劝退”，暴露出化学、生物、环境科学、材料等基础类、理论类专业在市场需求方面的巨大缺口，甚至不无偏激地宣称绝大多数人都应该转去学计算机和金融这类在市场上易就业、高收入的专业。作为学生的我们，改变不了市场，改变不了学校，只能改变自己。改变自已，又该从何做起？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重新认识大学。过去我们对大学的认知——恰恰也是部分大学的现状——是把本科教育当做技能教育和职业教育，学什么专业将来就干什么样的工作，本质上还是计划经济包分配时代的思维惯性。抱着这样的观念，即便所学专业受市场欢迎，个人也不一定能适应市场，更谈不上个人发展。本科、硕士和博士，不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关系，而是各有各的定位。本科教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通识教育，另一方面是基础技能和研究方法教育。通识教育重在开阔视野，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商业、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应主动涉猎，对阅读量有相当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大学的本科教学形式经常是老师上课导学、学生根据老师提供的书单在课下大量阅读，最终以论文和答辩的形式结课评分。阅读和写作分别对应信息的大量输入和系统输出，在读写的过程中既可以把读写的内容加入自己的知识储备，又可以训练处理信息的能力，进而为更有价值的沟通和演示能力打下基础，最终升华为判断力和领导力。学术论文写作也是一种探究性学习，相比刷题应付考试，更有利于把学习能力与实际问题结合。基础技能和研究方法具体指的就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建模等数学基础课和各专业对应的专业基础课，学习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在学术领域继续深造夯实基础。事实上，许多本科生都存在基础知识尤其是数学不扎实的情况，以至于很多人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填数学的坑，不少研究生导师抱怨学生入学时什么都不会，等教会了就该毕业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定位不清，造成了大量时间浪费。研究生教育分学术和专业两类，前者以学术为主，是本科专业内容的延伸，也是对科研的初探；后者以就业为导向，例如MBA、MPAcc（会计专硕）、金融硕士、计算机科学硕士等，学费更高，学制更短，在校期间重视实习。如果说接受研究生教育是以更好就业为目的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读博士更像是在学术界找到一份学徒工，学费比硕士低，每月还有津贴，开局只有一个导师，论文全靠自己写，发够文章才能毕业。博士的含金量也与专业密切相关，有的专业科研与工业实践严重脱节，即便拿到博士学位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企业和岗位，读博多年的机会成本无法在市场上以满意的价格变现，后悔却为时已晚，只能为自己当年不那么成熟的决定默默埋单。受教育是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投资成本包含学费、生活费和时间的机会成本。没有最好的学历和专业，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归根结底，我们所有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都要培养自己对市场的敏感性，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断完善自我定位，主动把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相匹配，或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搜寻合适的资料自我学习，摆脱依赖学校、依赖专业、依赖家庭的被动状态，建立自我驱动成长的良性循环。最简单、最具体的方法，便是打开书本，开始阅读。视野开阔，才能精准定位。有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书单、下载几个G的电子书或者在亚马逊上买一堆书屯在书架上，最终真正阅读的内容寥寥无几。很显然，这是在买书和藏书的过程中获得消费的快感，或是在浏览书单的过程中制造学习的幻觉。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活动，自我学习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和范式可循。绝大多数人在起步阶段的最大问题不是读什么，而是读不读。推荐再多，不读还是白搭。只需要记住一个原则，阅读要有层次。先从通俗读物开始，比如中信出版社卖的傻贵的一些比较时髦的商业、社科和金融类畅销书；再深一层是某个大领域的思想史或学科发展史，比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科技史等；再深一层是某个细分领域的综述性二手文献，通常是某个学者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主要是总结和对比前人的思想；最后才是直接阅读经典原著，更多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考据和深入比较分析。抱着从零开始学习的心态上来就找一部名字震天响的煌煌巨著当成天书来读（比如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只会事倍功半，挫伤自己阅读的积极性。市场是现实而残酷的，看不懂市场，又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市场，就只能被市场淘汰。尊重市场，顺势而为，为市场创造价值，才能被市场接纳，才有资格为市场投出属于自己的一票。青春只有一次，无忧无虑的学习时光也只有在校的这几年，有些书，现在不读，这辈子就不会再读，有些思想，现在接触不到，这一生就与其无缘。我们的大学教育有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我们自我成长的道路会稍加崎岖，若再不能振奋精神、居安思危，分秒必争博采古今中外思想之精华，则蹉跎岁月漫漫无穷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