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 最早以地名见诸文献是在明代。明万历年间,即墨县令许铤在《地方事宜议》中称:“本县东滨海,即中国东界,望之了无津涯,惟岛屿罗峙其间,岛之可人居者,曰青(即青岛)、曰福(即大福岛)......”当时青岛、大福岛等均属即墨县辖。这里“岛之可人居者”,不是指前海中无人居住的“小青岛”,(而是指陆地村镇的称谓,一直沿用到清代。1897年德占青岛后,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因范围包括胶州湾一带,整个租借地称“胶澳”。民间俗称“大青府”。1899年,德皇令租借地的市区称为青岛。1929年全区域称青岛市
《邯郸人文》创刊号紫岚先生的《邯郸地名由来之谜》一文,就邯郸地名由来做了深入的探讨。我只想就“甘丹”二字从小学的角度,运用传统训诂方法,作些探讨。不知当否,就教于诸位大家。 传统训诂方法,包括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根据词义本身规律来探究词义。我想进行一番逆向思考,来探求作为专用地名的“甘丹”二字其造字的本源。 “甘丹”二字,属于独体字,不归入会意、形声。那么,当为象形、指事。其字既是象形、指事而生,就必有其本。地名之本,当是其地理,由此推想,“甘”字外框当是地形,所画可能是河流,也可能是山脉,框内一画,当是指事,指明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势中。如以形索义,就是在河流环绕或山脉环抱中的那个地方叫“甘丹”。 我们再运用“因声求义法”来探求一下。“因声求义”,是指通过语音去研究词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A词的语音来系联出与其音近义通的同源词B、C、D等,通过B、C、D等词的词义来探求A词的词义。这是同源词原理在训诂、考证过程中的重要运用。 先看一个运用“因声求义”训诂的典型例子。一些有uan的词都有圆的意义: 环huan(圆环) ……
阅读全文《邯郸人文》创刊号紫岚先生的《邯郸地名由来之谜》一文,就邯郸地名由来做了深入的探讨。我只想就“甘丹”二字从小学的角度,运用传统训诂方法,作些探讨。不知当否,就教于诸位大家。 传统训诂方法,包括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根据词义本身规律来探究词义。我想进行一番逆向思考,来探求作为专用地名的“甘丹”二字其造字的本源。 “甘丹”二字,属于独体字,不归入会意、形声。那么,当为象形、指事。其字既是象形、指事而生,就必有其本。地名之本,当是其地理,由此推想,“甘”字外框当是地形,所画可能是河流,也可能是山脉,框内一画,当是指事,指明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势中。如以形索义,就是在河流环绕或山脉环抱中的那个地方叫“甘丹”。 我们再运用“因声求义法”来探求一下。“因声求义”,是指通过语音去研究词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A词的语音来系联出与其音近义通的同源词B、C、D等,通过B、C、D等词的词义来探求A词的词义。这是同源词原理在训诂、考证过程中的重要运用。 先看一个运用“因声求义”训诂的典型例子。一些有uan的词都有圆的意义: 环huan(圆环) 串,穿chuan(从圆形进) 转zhuan(圆形运动 ) 圈quan(圆圈) 拴shuan(圈住) 旋xuan(围圆转动) 管guan(圆圈) 钻zuan( 进入圆形) 卷juan(卷平为圆) 团tuan(圆形物体) 卵luan(圆形的) 弯wuan(圆残成弯) 由此推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还”字,当读“huan”,是旋转上身举杯奠酒之义。 “甘丹”一词的语音,可系联出与其音近的地名类词有“干”(河岸)、“岸”(水边,山崖)、 “坂”(斜坡)“阪”(山坡)“涧’(两山之间的水沟)、“峦”(小而尖的上)“泮”(岸边)、“畔”(田边,水边)、“阡”(田间南北向小道)、“堑”(壕沟)、“壖”(水边之土地)、“山”(土石隆起)、“滩”(水边或淹或露的地方)、“坛”(土筑高台)、“潭”(深池)、“田”(水田,耕地)、“塆”(山沟里的小块平地)、“湾”(水流弯曲的地方)、“岩”(山石突起之峰)、“沿”(水之岸边)、“巘”(山顶)“渊”(深潭)、“原”(宽广平坦的地方)、“塬”(流水冲刷形成的台地)、“栈”(栈道)等,在同韵的地理名词中,多有相对于水的高地之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甘丹”的造字本义当是“建在河边台地上的村落或城市”。 我们再从“根据词义本身规律来探究词义”的方法思考一下。我国城市命名缘起大致有四:因地望而命名,如洛阳、华阴、银川、唐山;因行政而命名,如广州、聊城、廊坊、枣庄;因政治而命名,如西安、保定、怀化、顺德;因姓氏而命名,张家口、石家庄。我们首先排除行政与政治缘起。有人以为源于姓氏,如果甲骨文里提到的‘甘’地就是后世的“甘丹”,那么因封于甘国而甘姓,是历史常识,不会先有甘姓后有甘国。这样,我们只能从地望来思考“甘丹”命名的缘起。 宏观考察邯郸地貌,历史上也曾被称作“邯郸”的永年县西部的阳城古城遗址,很可能是邯郸的缘起地。这座古城遗址,坐落在洺河北岸的台地上,水土流失形成的沟壑,将城池与四围分割。城池建在台地上,易守难攻,不利于车战,而有利于马战。其地貌就是甘丹的外围之像。 其遗址出土文物证明,这里作为政治中心历史久远。遗址西有仰韶文化遗址。曾出土的铜质刑具镣铐足有200斤,所拘犯人骨骼近两米高,当为商周遗物(可惜不知此物当今在何处)。战国时期文物量最大,有印章、铜镜、带钩、宝剑(有的剑柄上还镶嵌了宝石)、箭头及生活用具,赵币出土的多为平首布。 一条佐证:与阳城遗址一河相隔的朱山上,有一著名石刻,“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山北”,已有专家考订为赵惠文王时遗物。此刻文“上醻”二字,即“祭祀上天”,有周以来,祭天称“郊祭”,当在都城之南。这可看做河北台地遗址是古邯郸的佐证。 推想:赵起初建都于洺河北岸的台地,继承原有之名,称为邯郸。后随着国势的强大,扩建到后来的邯郸。随着城市政治中心的转移,后来的邯郸承继了古邯郸之名。直至今日,仍称作邯郸,但地理相去已经几十里之外了。